国有十年之蓄,而民不足于食,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禄也;君有山海之金,而民不足于用,是皆以其事业交接于君上也。故人君挟其食,守其用,据有余而制不足,故民无不累于上也。五谷食米,民之司命也;黄金刀币,民之通施也。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,故民力可得而尽也。
夫民者亲信而死利,海内皆然。民予则喜,夺则怒,民情皆然。先王知其然,故见予之形,不见夺之理。故民爱可洽于上也。租籍者,所以强求也:租税者,所虑而请也。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,废其所虑而请,故天下乐从也。
利出于一孔者,其国无敌;出二孔者,其兵不诎;出三孔者,不可以举兵;出四孔者,其国必亡。先王知其然,故塞民之养,隘其利途。故予之在君,夺之在君,贫之在君,富之在君。故民之戴上如日月,亲君若父母。
凡将为国,不通于轻重,不可为笼以守民;不能调通民利,不可以语制为大治。是故万乘之国有万金之贾,千乘之国有千金之贾,然者何也?国多失利,则臣不尽其忠,士不尽其死矣。岁有凶穰,故谷有贵贱;令有缓急,故物有轻重。然而人君不能治,故使蓄贾游市,乘民之不给,百倍其本。分地若一,强者能守;分财若一,智者能收。智者有什倍人之功,愚者有不赓本之事。然而人君不能调,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。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,贫则不可以罚威也。法令之不行,万民之不治,贫富之不齐也。且君引錣量用,耕田发草,上得其数矣。民人所食,人有若干步亩之数矣,计本量委则足矣。然而民有饥饿不食者何也?谷有所藏也。人君铸钱立币,民庶之通施也,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。然而人事不及、用不足者何也?利有所并藏也。然则人君非能散积聚,钧羡不足,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,则君虽强本趣耕,而自为铸币而无已,乃今使民下相役耳,恶能以为治乎?
岁适美,则市粜无予,而狗彘食人食。岁适凶,则市籴釜十繦,而道有饿民。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?夫往岁之粜贱,狗彘食人食,故来岁之民不足也。物适贱,则半力而无予,民事不偿其本;物适贵,则什倍而不可得,民失其用。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?夫民利之时失,而物利之不平也。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,操事于民之所有余。夫民有余则轻之,故人君敛之以轻;民不足则重之,故人君散之以重。敛积之以轻,散行之以重,故君必有十倍之利,而财之櫎可得而平也。
凡轻重之大利,以重射轻,以贱泄平。万物之满虚随财,准平而不变,衡绝则重见。人君知其然,故守之以准平,使万室之都必有万钟之藏,藏繦千万;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钟之藏,藏繦百万。春以奉耕,夏以奉芸。耒耜械器,种镶粮食,毕取赡于君。故大贾蓄家不得豪夺吾民矣。然则何?君养其本谨也。春赋以敛缯帛,夏贷以收秋实,是故民无废事而国无失利也。
凡五谷者,万物之主也。谷贵则万物必贱,谷贱则万物必贵。两者为敌,则不俱平。故人君御谷物之秩相胜,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间。故万民无籍而国利归于君也。夫以室庑籍,谓之毁成;以六畜籍,谓之止生;以田亩籍,谓之禁耕;以正人籍,谓之离情;以正户籍,谓之养赢。五者不可毕用,故王者遍行而不尽也。故天子籍于币,诸侯籍于食。中岁之谷,粜石十钱。大男食四石,月有四十之籍;大女食三石,月有三十之籍:吾子食二石,月有二十之籍。岁凶谷贵,籴石二十钱,则大男有八十之籍,大女有六十之籍,吾子有四十之籍。是人君非发号令收啬而户籍也,彼人君守其本委谨,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。一人廪食,十人得余;十人廪食,百人得余;百人廪食,千人得余。夫物多则贱,寡则贵,散则轻,聚则重。人君知其然,故视国之羡不足而御其财物。谷贱则以币予食,布帛贱则以币予衣。视物之轻重而御之以准,故贵贱可调而君得其利。
前有万乘之国,而后有千乘之国,谓之抵国。前有千乘之国,而后有万乘之国,谓之距国。壤正方,四面受敌,谓之衢国。以百乘衢处,谓之托食之君。千乘衢处,壤削少半。万乘衢处,壤削太半。何谓百乘衢处托食之君也?夫以百乘衢处,危慑围阻千乘万乘之间,夫国之君不相中,举兵而相攻,必以为捍挌蔽圉之用。有功利不得乡。大臣死于外,分壤而功;列陈系累获虏,分赏而禄。是壤地尽于功赏,而税臧殚于继孤也。是特名罗于为君耳,无壤之有;号有百乘之守,而实无尺壤之用,故谓托食之君。然则大国内款,小国用尽,何以及此?曰:百乘之国,官赋轨符,乘四时之朝夕,御之以轻重之准,然后百乘可及也。千乘之国,封天财之所殖,诫器之所出,财物之所生,视岁之满虚而轻重其禄,然后千乘可足也。万乘之国,守岁之满虚,乘民之缓急,正其号令而御其大准,然后万乘可资也。
玉起于禺氏,金起于汝汉,珠起于赤野,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。水绝壤断,舟车不能通。先王为其途之远,其至之难,故托用于其重,以珠玉为上币,以黄金为中币,以刀布为下币。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,食之则非有补于饱也,先王以守财物,以御民事,而平天下也。今人君籍求于民,令曰十日而具,则财物之贾什去一;令曰八日而具,则财物之贾什去二;令曰五日而具,则财物之贾什去半;朝令而夕具,则财物之贾什去九。先王知其然,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。
译文及注释
国家有十年的粮食贮备,而人民的粮食还不够吃,人民就想用自己的技能求取君主的俸禄;国君不经营山海(盐铁)的大量收入,而人民的用度还不充足,人民就想用自己的事业换取君主的金钱。所以,国君能控制粮食,掌握货币,依靠国家的有余控制民间的不足,人民就没有不依附于君主的了。粮食,是人民生命的主宰;货币,是人民的交易手段。所以,善于治国的君主,掌握他们的流通手段来控制主宰他们生命的粮食,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民力了。
人们总是相信爱己之人而死于谋求财利,这是普天下的通例。百姓又总是予之则喜,夺之则怒,这也是人之常情。先王知道这个道理,所以在给予人民利益时,要求形式鲜明;在夺取人民利益时,则要求不露内情。这样,人民就与君主亲爱了。“租籍”,是强制进行征收的;“租税”,是经过谋划索取的。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,避免强制征收的形式,保留他经过谋划的索取,这样,天下就乐于服从了。
经济权益由国家统一掌握,这样的国家强大无敌;分两家掌握,军事力量将削弱一半;分三家掌握,就无力出兵作战;分四家掌握,其国家一定灭亡。先王明白这个道理,所以杜绝民间谋取高利,限制他们获利的途径。因此,予之、夺之决定于国君,贫之、富之也决定于国君。这样,人民就拥戴国君有如日月,亲近国君有如父母了。
凡将治国,不懂得轻重之术,就不能组织经济之“笼”来控制民间;不能够调剂民利,就不能讲求管制经济来实现国家大治。所以,一个万乘之国如果出现了万金的大商贾,一个千乘之国如果出现了千金的大商贾,这说明什么呢?这说明国家大量流失财利的结果,臣子就不肯尽忠,战士也不肯效死了。年景有丰有歉,故粮价有贵有贱;号令有缓有急,故物价有高有低。如果人君不能及时治理,富商就进出于市场,利用人民的困难,牟取百倍的厚利。相同的土地,强者善于掌握;相同的财产,智者善于收罗。往往是智者可以攫取十倍的高利,而愚者连本钱都捞不回来。如果人君不能及时调剂,民间财产就会出现百倍的差距。人太富了,利禄就驱使不动;太穷了,刑罚就威慑不住。法令的不能贯彻,万民的不能治理,是由于社会上贫富不均的缘故。而且,君主经过计算度量,耕田垦地多少,本来是心中有数的;百姓口粮,也算有每人一定亩数的土地。统计一下产粮和存粮本来是够吃够用的。然而人民仍有挨饿吃不上饭的,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粮食被囤积起来了。君主铸造发行的货币,是民间的交易手段。这也算好了每人需要几百几千的数目。然而仍有人用费不足,钱不够用,这又是为什么呢?钱财被积聚起来了。所以,一个君主,如不能散开囤积,调剂余缺,分散兼并的财利,调节人民的用费,即使加强农业,督促生产,而且自己在那里无休止地铸造货币,也只是造成人民互相奴役而已,怎么能算得上国家得治呢?
年景遇上丰收,农民粮食卖不出去,连猪狗都吃人食。年景遇上灾荒,买粮一釜要花十贯钱,而且道有饿民。这难道是因为地力不足而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么?这是因为往年粮价太低,猪狗都吃人食,所以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。商品遇上落价,就按照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出去,人民生产不够本钱。商品遇上涨价,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手,人民需要不得满足。这难道是由于东西本来太少,生产和贮存不够所造成的么?这是因为错过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机,财物价格就波动起来。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,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;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,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。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出,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;民间物资不足就肯于高价买进,故君主应该以高价售出。用低价收购,用高价抛售,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,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。
轻重之术的巨大利益,就在于先用较高价格购取廉价的商品,然后再用较低价格销出这些平价的物资。各种物资的余缺随季节而有不同,注意调节则维持正常不变,失掉平衡那就价格腾贵了。人君懂得这个道理,所以总是用平准措施来进行掌握。使拥有万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万钟粮食和一干万贯的钱币;拥有千户人口的都邑一定藏有干钟粮食和一百万贯的钱币。春天用来供应春耕,夏天用来供应夏锄。一切农具、种籽和粮食,都由国家供给。所以,富商大贾就无法对百姓巧取豪夺了。那么这样做是为什么呢?是因为君主严肃认真地发展农业。春耕时放贷于民,用以敛收丝绸;夏锄时发放贷款、用以收购秋粮。这样、人民既不会荒废农业,国家也不会流失财利于私商了。
粮食是万物之主。粮食价格高则万物必贱。粮价低则万物必贵。粮价与物价是互相对立的,而涨落不同。所以,君主要驾御粮价与物价的交替涨落,在其涨落变化中进行掌握,即使不向万民征税,国家财利也可以归于君主。若是征收房屋税,会造成毁坏房屋;若是征收六畜税。会限制六畜繁殖;若是征收田亩税,会破坏农耕;若是按人丁收税,会断绝人们情欲;若是按门户收税,无异优待富豪。这五者不能全面实行。所以,成王业的君主虽然每一种都曾用过,但不能同时完全采用。因此,天子应该靠运用货币来“征”得收入,诸侯应该靠买卖粮食来“征”得收入。粮食在中等年景,每卖出一石如果加价十钱,每月成年男子吃粮四石,就等于每月征收四十钱的税;成年女子吃粮三石,就等于每月征收三十钱的税;小孩吃粮二石,就等于每月征收二十钱的税。若是凶年谷贵的情况,买粮每一石加二十钱,则成年男子每月纳八十钱的税;成年女子纳六十钱的税,小孩纳四十钱的税。这样,人君并不需要下令挨户征税,只认真掌握粮食的生产和贮备,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就没有不纳税的了。一人从国家仓库买粮,比十人交人丁税还有余;十人从国家仓库买粮,比百人交人丁税还有余;百人从国家仓库买粮,就比千人交税还有剩余了。各种商品都是多则贱,寡则贵,抛售则价跌,囤积则价涨。君主懂得这个道理,所以根据国内市场物资的余缺状况来控制国内市场的财物。粮食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粮食,布帛贱就运用所发的货币投放于布帛。再观察物价的涨落而用平准之法来控制。这样,即可以调剂物价高低,君主又能够得其好处。
前有万乘之国,后有千乘之国,这种国家叫作“抵国”。前有千乘之国,后有万乘之国,这种国家叫作“距国”。国土见方,四面受敌,这种国家叫作“衢国”。以百乘小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,其君主谓之寄食之君。干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,国土将被削去大半。万乘之国处在四面受敌地位,国土也将被削去少半。什么叫作百乘而四面受敌的寄食之君呢?以一个仅有百辆兵车的小国,处在干乘与万乘大国的威胁与包围之中。一旦大国之君不和,互相举兵相攻,必然会把这小国当作攻守的工具。即使有战果小国也不得享受。而小国的大臣战死在外,还需要分封土地酬功;将士俘获敌虏,还需要分给奖赏加禄。结果,土地全用于论功行赏,税收积蓄全用于抚恤将士的遗孤了。这样的国君仅是虚有其名,实际上没有领土。号称拥有百乘的国家力量,实无一尺的用武之地,所以叫寄食的君主。那么,大国财力空虚,小国财用耗尽,怎样才能补给呢?办法是:百乘的小国可以由国家发行法定债券,然后根据不同季节的物价涨落,运用轻重之术的调节措施加以掌握,这样百乘小国就可以得到补给了。千乘的中等国家,可以封禁自然资源的基地,这是器械和财物的来源。再根据年景的丰歉,运用轻重之术来调节官吏军队的俸禄。然后干乘之国就可以得到满足了。万乘的大国可以根据年景的丰歉,利用人民需要的缓急,正确运用号令.而掌握全国性的经济调节。然后万乘之国也就可以够用了。
玉出产在禺氏地区,金出产在汝河汉水一带,珍珠出产在赤野,东西南北距离周都七干八百里。山水隔绝,舟车不能相通。先王因为这些东西距离遥远,得来不易,所以就借助于它们的贵重,以珠玉为上币,黄金为中币,刀布为下币。这三种货币,握之不能取暖,食之不能充饥,先王是运用它来控制财物,掌握民用,而治理天下的。现在君主向民间征收货币税,命令规定限十天交齐,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一。命令规定八天交齐,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二。命令规定限五天交齐,财物价格就下降一半。早晨下令限在晚上交齐,财物的价格就下降十分之九。先王懂得这个道理,所以不向百姓直接求取钱币,而是运用轻重之术的号令来征得收入。